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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站在齐鲁大地上写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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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霁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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帖子主题: 站在齐鲁大地上写诗   2014-09-11, 14:42

站在齐鲁大地上写诗

——读王霁良诗集《在生活的另一维度》(上海 铁舞)

在写这篇读后感的时候,有两件事引起我联想:

一件是,我正在读一本《改变世界的十大地理思想》,不由自主把诗歌把地理观念联系了起来;在黄浦江边读济南大明湖畔诗友的诗,有一种特别的新鲜感。

这种特别的感觉使我联想到另一件适才发生在上海的事,几个新上海人,分别来自安徽、陕西、山东、江苏等地,自己掏钱公开出版了一本《新海派诗选》——这无疑是一个事端,因为在上海从来没有一个诗人敢说,我是海派诗人,何况新海派;在海派文学的家族里,诗歌只是偶尔被带了一下;我也曾纳闷过这个问题:为什么没有人敢提海派诗歌呢?现在倒好了,一下子跳出一个新海派来了,而且是由几个“外乡人”提出来的。

这件事在地理学上有点意思。苏珊•汉森在《导言:改变世界的十大地理思想》的开篇就说:“跟地理学家谈论任何事情——南北战争、环境退化、交通拥挤、犯罪、失业——他们想但并没有大声说出来的是渴望有一幅地图。地理学家不仅想知道事情是在哪里发生的,空间组织看起来像什么,而且还想知道事情为什么在那儿发生。答案往往就在地图中。”

我不是地理学家,但我现在想借助地理学家的思维,既然可以谈任何事情,当然也可以谈诗歌,苏珊•汉森没有提到,我想加进去,我们自然会提出同样的问题“事情为什么在那儿发生”?要是上海的诗人们肯想这个问题,也许会有一场很有意思的讨论。但是不会,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,上海人不响,就像黄浦江一样,一年四季风平浪静。也许是这样的,上海是打败洋人的地方,就像霍元甲当年到上海一样;你要号召中国,请到北京。上海面对太平洋,背后有整个中国。这就是地理。

这个话头似乎与我现在读一位济南诗人的诗集《在生活的另一维度》,扯得远了一点,其实不,我读王霁良先生的诗,我首先考虑到的是齐鲁这块土地,这也是地理,尽管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万千世界,这世界之万千,又是如何万千的呢?我不想把他的诗放到“第三代”“第四代”的背景里去谈,那样谈尽管可以看出诗人和其他人的区别,但不足以说出他潜在的重要性,特别是对齐鲁这块土地的重要性。我是一个上海人,向往齐鲁大地,多少年前我没曾想去京城参加诗刊社组织的笔会,却自个儿决定到济南向孔孚老师学诗,这在我的习诗道路上起了决定作用,关于这一点,诗兄孙国章,他可证明。

王霁良站在齐鲁大地上写诗。我读他的诗,怎能不想到齐鲁大地呢?我在思考,齐鲁大地包蕴的诗情、气韵、格调,对他发生过什么作用?我在文学报上曾看到过一篇文章,小说家张炜说过这样的话,新诗的另一条出路,是诗经一路的传统。这条意见是值得重视的。作为齐鲁大地的诗人是怎么想的呢?齐鲁是《诗经》滥觞之地,自然也是中国诗歌的滥觞之地。指出这一点对一个中国诗人有特别的提示意义。

翻开诗集《在生活的另一维度》,共有五辑,第一辑:镜前,第二辑:在生活的另一维度,第三辑:故园之恋,第四辑:燕子滑过左岸 ,第五辑:河滩,之后附了一辑“诗论九章”。书名《在生活的另一维度》揭示了诗人的核心思想,诗是属于生活的,生活有多个维度,诗是其中一个维度。而在诗这个维度里,生活无疑是丰富多彩的,诗人就是生活在这个维度里的人,同时又和别的维度保持着联系。从镜前的自我意识,到第二辑中对现实生活的直接、实际的观看,到故园之恋、燕子滑过左岸、河滩的延续,诗人的着重点是非常清楚的,居于第二辑“在生活的另一维度”的诗是最具现实份量的。若果说第一辑“镜前”,主要突出诗人的自我进入,第一辑中有些诗已经和第二辑的诗气息相通。至于后面的“故园之恋”、“燕子滑过左岸”、“河滩”,自然应该属于第二辑诗的理想型的延续。这样看来,整个一本诗集是一个整体;诗人平时写诗是一首一首地写,大多是偶尔得之,待到编书的时候,又把整个一本书看做一首诗,这是编辑诗集的最好境界,较之平时写诗,这无疑是新一度创作。

“镜前”的隐喻意义是明显的。我们都有过镜照的经验,在镜子面前照出了什么?那个镜子里的人就是自己吗?这样设问的人,只有诗人。我曾在一面镜子面前拿起IPD自拍镜子中的我,就好像拿起笔写诗一样,发觉自己的脸是拍不到的,但我知道灵魂在里面。

若把诗人写诗比作照镜子,他拍到了什么呢?他拍到了一首首诗,那一首首诗可以看成诗人本身的一个个变形。诗人跟生活的关系,就好像跟镜子的关系一样。且看《镜前》:

常常不由自主走过去

想透过它看清自己,看清

自己的生活

里面的人朴素、向善

愿意坐下来,跟我仔细谈谈

而我只是站着,坐不住

稍一转身

欲望便挤走了灵魂

如果我们把生活比作一面镜子,那么生活这面镜子绝对不是我们日常生活里的那个平面的镜子,那面镜子是变化多端的,它今天是平面的,明天可能是凹凸的,它今天是圆柱的,明天可能是正方形的,今天你照出了“一株树”,明天照成了一颗“流星”,或是一个“风筝”;在铁道旁,你看到“一个东飘西泊的人”;在围拢的墙垣里,你“摘下酒瓶底似的眼镜 闭上眼”,你甚至想“将我火化掉,将我焚烧”,想“化蝶”,还有“剖腹产”“初雪”“旗帜”“家谱”“高跟鞋”,最后,“俄狄浦斯王”也来了,你在镜子里听到了“喧嚣”,还是“打住吧,陀螺一样的日子”,你听到了自己的声音。

第一辑以“镜前”命名,看似大多数诗与镜子没有什么关系,但只要想想镜前的寓意,我们就可以达到了这样的逻辑转换,在生活这面日新月异、变化万端的镜子里,诗人在某一刻为什么照见了“一株树”而不是别的,而在另一刻却照见了“剖腹产”,而后又跑出了“俄狄浦斯王”,诗人其实是在“自拍”,但那个“IPD”性质的笔把他遮住了,镜子反映给他的是随行变化的东西,但诗人的灵魂硬是表现在里面,我们只有对此做一番哲学的思考,才能理解诗人的行为。一首首诗是结果,不是原因。

可以有各种方法解读一首诗,那是读者个人的事,一首诗对一个读者来说,也是一面镜子,照出的同样是读者自己的灵魂,一首优秀的诗,也许你会读出无知,一首毫无意味的诗,因为你的知识阙如,竟让你拍手叫好。这是读者水平的问题。理想的情况是,诗是优秀的,读者也是优秀的;事实上往往是互为阙如的,就好比完美的地方感消失了一样,这也是地理学给我们的启发。

和西方诗歌不同,中国的诗歌是充分生活化的,从诗经开始,到唐诗、宋词,乃至元曲,表现的都是生活中的人的真实的感情,第一首《关雎》应该可被视为中国诗歌的开山之祖了吧,把对人的生活的美好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。现代人崇尚西方的上帝和他人的理性,却忘了中国人的和谐的大地伦理。哲学家赵汀阳说得好,人类最终需要的是生活而不是真理(见赵汀阳《天***系》)。王霁良的诗歌,可贵之处是没有脱离生活,读完他的诗以后,许多生活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眼前,当然这些画面不像古诗歌那样美好,那样和谐,那样令人喜欢乃至向往。读他的诗,一方面让人读后不禁惋叹,生活呵,竟然变异到如此地步,另一方面,也让人有一份安慰,到底是齐鲁大地上的诗人,硬直的秉性,并没有让诗歌的翅膀故意插在虚无的天堂鸟上,他还是那对生活里的关雎。

王霁良是睁着眼睛写诗的人,是一个十分清醒的人,这一点,对我影响极深。可以说,他的诗歌,许多具有写生的特点。无论是第一辑,还是第二辑,乃至后面几辑,大多数的诗歌都有这个特点。他不写他看不到的东西。凡他看得到的他都要以诗(思)的眼光,审视一番,通过自己起初的内心表现出来,或不满,或愤恨,或同情。这份真实是属于诗经一路传统的,尽管借着现代诗分行的形式,但我仍读出齐鲁大地的浑厚的呼吸。如《大雪封园》里的“一对绕圈儿走的老夫妇”的描述,《张三哥家的二小子》,以及与紧接后面一首诗中诗句“这夤夜铅一般沉重的苍穹/这城市光怪陆离的霓虹灯/这怪兽似的洗浴城打着盹的门缝/莫名其妙的让人想起家乡张三哥”,你一定读出了诗人对普通人的同情。而《克格勃》一首诗,更见诗人具有十二分穿透力的写实功夫:

那一年麦收过后

我在疏朗的乡村帮家人补种玉米

有同学进京吃“橡皮子弹”

繁花散尽的梧桐树下

我调着收音机,听他们消息



多年以后流入城市

偶然的一天,在K56路公交车上

一首英文歌被一个姑娘当彩铃

播放,我说我知道这首,被禁的

她先是惊喜地看着我,以为遇到知音

继而沉下面容,疑我为克格勃

很快,她下车了,芳踪渺然

再也听不到她小小心脏的冬冬声

也许是虚构,也许是真实经历,不管怎样,我们读到的是一首别具匠心的写实性小品。我强调了“写实”两个字,并非与抒情对立,现在我们看到的滥抒情的诗太多,像中国许多古诗把情感寄寓于画面一样,王霁良的许多诗作都具有这样的小品特质。曾为已故诗人朱多锦先生称道的《夜间北去的列车上》:“——深夜,那些连座位也没有的人/没有尊严地蜷曲在过道、车厢/隐角的铁板,以及座位下方/昏昏沉沉,缩成胎儿的模样/这就是我们的民众,最广大的/民众,从娘胎里出来/舒展身子活了几回?”就是一幅极有内涵的素描图。

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写生、写实、素描这类词呢?我想证明王霁良的潜在能量的存在和提升的可能性,就像安泰离开大地是注定要失败的一样,王霁良坚持这条写生道路是有前程的。因为王霁良还非常年轻,这样做对他绝对有好处。现在人们学习写诗是没有师傅的,作为一门手艺,没有人敢说,我能够传授。有一种极端的说法,诗是人在茫茫不到的地方最值得遇见的知己。但这不等于说,诗产生于茫茫不到的地方,诗恰恰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。你在日常生活里睁大了眼睛,发现了诗,把它写出来,让陷入“茫茫不到”囧境的人读到,这是诗的大幸,也是人的大幸。我为什么说这条路是对的呢?记得美学老人朱光潜先生在一封《给一位写新诗的青年朋友》的信里说过这样的话:“我对于写实主义并不很同情,但是我以为写实的训练对于青年诗人颇有裨益,它可以帮助他们跳开小我的圈套,放开眼界,去体验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生活情调。这种功夫可以锐化他们的敏感,扩大他们的‘想象的同情’,开发他们的精神上的资源。总而言之,青年诗人最好少做些‘泄气’式的抒情诗,多做一些带有戏剧性的叙述诗和描写性的诗。”这话不仅青年诗人有用,在我看来,是诗人一辈子的功夫。王霁良的一些短诗,是具备了“带有戏剧性的叙述诗和描写性的诗”的特点的。有一首诗题目叫《诗人》,给我印象特别深:

衰老 没有夺走他

富有想象力的***

尽管60岁 看上去比70岁

还老 额上铺霜叠雪

跨着猴子一样的步伐

挎着他的年轻得女儿一样的

女人 挎着青春

跑在前面抱着玩具的憨憨的幼子

是他望不到成熟的果实

衰老过程中忧虑的副产品

垂垂之年的甜蜜负累

人们羡慕他 干了

天下男人都想干

而一生没有干成的好事

以致记不起 他的诗

活脱脱一幅肖像画,不含褒贬,尽让人去想,这种独特的发现,素描式的表达,既省俭,又得趣,堪称小品。我一直想做一件事,就是想选一些具有小品特点的短诗,在我的课堂上让学生欣赏,这些小品诗大多具有写实特点,精炼,含蓄,画面完整。这样的诗,可以教,可以练,是令人喜欢的。流沙河说“画+说=诗”,可以是这一种类型的小品诗歌的作法,比如这一首《壁虎》:

老屋墙隙中,一只壁虎

谨小慎微地爬出来,贴紧

墙面,转动脖颈

骨碌起眼睛张望



本是一只袖珍的恐龙

它的先人叱咤风云,而它

身子缩小一万倍,不合时宜的日子

还时时怕谁断了它的尾巴

前四行是画,后四行便是说了,只是说要说得妙才行;前面提到的一首《诗人》,也是“画+说”。回看诗集中别的诗,画得如何,说得如何,如何画,如何说,这些都可以成为评介和讨论的话题。

说了这么多的画呀,说呀,看似都归于写实这一路了,似乎说不到超验这一层去,不对,由写实这一路走到超验这一层,品性与天马行空、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的胡思乱想大不同,有诗为证,《一株树》:

一株树

像一个孤独的怪客

游走在荒凉的山脊上

它确实在移动,四无依傍

不断变换身姿

山脚下,果实染红了林端

而它寂寞地留在上面

留在裸崖前



山路蛇一样往上游走

我和那株树都静静地站住

望向周边黛青的峦齿

远呐,它们都在高坡那边

都在视野的低处



2014-8-29于上海



(铁舞:上海作家,写诗并从事文艺学研究,长期在中学里探索实验诗歌教学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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